188比分:异域同悲:花崎采琰的“李清照改嫁”辨诬-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在翻译完李清照作品之后,花崎采琰特撰《辨诬》一节。此节饱含悲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异域女性为维护心中完美形象的不遗余力。花崎采琰认为李清照污名化的祸根早在其为父请命时就已经埋下,至于后来搜集到怎样的材料,是词作荒淫无顾籍,还是失节改嫁,或者丈夫去世后与文人交往,都是为攻击才女而搜罗的罪证。

李清照晚年是否改嫁是她生平事迹中一个广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疑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艾朗诺所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用大量笔墨梳理南宋至当代的李清照接受过程,对这桩疑案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但由于立论所据资料不全,该书在近现代史料的梳理上有不少疏漏。华东师范大学杨焄教授作《近代学界的“李清照改嫁”之争》(《文汇学人》,2018年3月16日),对近代学界关于“李清照改嫁”事件的相关评论作了翔实梳理。综合两位教授所论可以看出,近代以前的李清照改嫁事件评论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评论者以男性为主。南宋至明清,女性地位不高,知识女性较少,在李清照改嫁事件的评论上女性仿佛集体噤声。在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批评者中,也罕见为此疑案置评者。究其原因,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若为才女改嫁置评,无论站在“确有其事”还是“辨诬”的立场,都不免惹人非议。近代妇女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为此疑案发声的仍在少数。二是辨诬目的与贞节观念密切相关。由于中国传统贞节观念根深蒂固,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才女是否失节改嫁是一件足以引起社会关注的大事。近代以来,虽然贞节观念有所松动,如胡适在李清照小传中就认为“改嫁并非不道德的事”(《词选》,中华书局,2007),但才女形象是否完美仍然引人瞩目。本文论述的则是近代日本学者花崎采琰对此疑案的评论,她的“李清照改嫁”辨诬,既站在知识女性的立场,又非完全为了维护才女的贞节形象,因此显得别具一格。

花崎采琰,原名贞,“花崎”是夫姓,明治三十六年(1903)生于东京。祖父石井信义是日本近代医学开创者绪方洪庵的高足,父亲石井哲吉过继给梶田氏,因此“梶田”是采琰未嫁前的姓氏。花崎采琰三岁时母亲穗积静子去世,她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大正十三年(1924)入东洋大学文学科学习汉文,曾从日本知名汉学家宇野哲人、古城贞吉等学习中国文学。她的生平事迹见其《自叙传》(私家版,1980年)。花崎采琰是日本著名的翻译家、词学家,有日本当代李清照之誉,日本词学大家中田勇次郎在《〈新译漱玉词〉序》中称她为“日本唯一的闺秀词人”(《新译漱玉词》,新树社,1958年)。

大学时代的花崎采琰就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中国女性诗人的作品爱不释手。花崎采琰偏爱李清照,也缘于她大学读书时的一段经历,她在《〈新译漱玉词〉跋》中回忆道:“当读到赵明诚所梦‘司与言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时,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因此向古城贞吉先生请教,先生立刻解释了这种离合字之法。我在惊叹先生学识的同时,因为解开了李易安结婚之谜,也无比高兴。”从此她投入李清照的研究与译介之中,陆续在《桃源》杂志创刊号、《东方文艺》等期刊上发表关于李清照的文章。在她编译出版的《泪眼集》(四季社,1954年)、《中国词选·花谱》(大雅洞,1961年)、《爱情的宋词》(东方文艺会,1981年)、《中国的女诗人》(西田书店,1985年)、《中国诗词选——平和·山水·爱恋》(东方文艺会,1981年)、《花的文化词》(东方文艺会,1989年)等书籍中,都收录有易安词,可见对李清照的喜爱,而《新译漱玉词》为李清照日语译介的集大成之作。

《新译漱玉词》内封有今关天彭所题《采琰夫人新译易安居士漱玉词题词》绝句二首,其后是孙伯醇序、中田勇次郎序。该书不仅有李清照词作的译介,还包括《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图经序》的译介,此外还有花崎采琰《关于宋词》《关于李清照》《辨诬》《易安居士年谱》等研究成果。《新译漱玉词》所依照的底本是李文所编《漱玉词》二卷,花崎采琰从小林健志处获得此本。在翻译过程中,又参照了四印斋本《漱玉词》。需要指出的是,花崎采琰所撰《辨诬》并非翻译自四印斋本书后附录的俞正燮、陆心源、李慈铭等人的辨诬之辞,而是她在研读、译介李清照时,心有不平,有感而发的。她在《关于李清照》中指出:“丈夫去世以后、易安晚年如何度过?当时有种种臆测,或说其改嫁,或说她与其他文人交往,这些无聊的评判无非是想给她真实的生涯泼上污点。……为了她我不惜辨诬,我相信李易安绝不是那样的人。”因此在翻译完李清照作品之后,花崎采琰特撰《辨诬》一节。此节饱含悲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异域女性为维护心中完美形象的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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